“供给侧改革”专家意见建议汇编
——2016年第1期决策咨询动态 1月5日
按：根据省委办公厅约稿通知要求，我委组织专家围绕“供给侧改革”，提出意见和建议，报送省委办公厅。现将专家意见汇编如下，供大家参考。
供给侧改革是推进结构调整的根基
省决策咨询委员、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冯涛
从供给侧调节经济的构想源于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供给管理理论主张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达到宏观经济目标。供给学派的思想是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后来经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等人研究和发展，形成了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供给学派认为，市场存在自我调节的机能，供给自身能够创造和调节需求，要摆脱经济滞胀的困境，治本之方是增加生产和供给，因为增加供给可以消除过剩的需求。而要增加生产和供给，首先必须减税，提高人们储蓄和投资能力，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由市场机制对经济进行自动调节。与供给管理相对应的是需求管理，需求管理是凯恩斯经济思想的核心，其政策主张是在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时，通过积极的政府干预政策，包括加大政府支出、刺激消费、提高收入均等化政策等。虽然二战后凯恩斯经济学占据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主流地位，但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围绕着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理论争论在美国一直相当激烈。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滞涨危机之中。随着里根在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后，面对美国当时严重的滞涨并存的经济状况，采纳了供给学派的主张，通过减少政府支出、减税、刺激私人投资、释放市场活力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为美国经济结构调整打下了坚实基础，催生了以信息、互联网为先导的美国新经济的成长。
供给侧改革是一种寻求经济新增长新动力的新思路，主要强调通过提高社会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如何拉动经济增长，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需求侧管理认为需求不足导致产出下降，所以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刺激政策”（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提高总需求，使实际产出达到潜在产出。供给侧管理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使实际产出回归潜在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刺激政策”来调节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提高生产能力即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通过劳动力、资本、技术及自然资源等变量的变动影响总产出曲线的移动。在政策手段上，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从供给侧管理角度看，本质上都属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
从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实践看，中国无疑走上了侧重于需求端管理的经济发展道路，即要刺激经济，首先想到的是扩大政府投资，扩大内需，增加消费。这种道路选择与中国内在的经济发展模式有高度的关联性。从前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看，中国发展模式最大的特征是政府主导型发展，这一模式在前改革时代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对内促进了竞争机制的成长，特别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二是对外依靠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较好的抗衡了西方跨国力量，实现了中国外向型、开放性经济的大发展。但发展到财富高速成长阶段，其弊端日渐显现。表现在：政府主导型市场→以GDP为政绩导向的考核和发展目标→形成投资膨胀症→必然积累造成产能过剩；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特别是转型背景下的潜规则配置资源方式）→本质上是公权力介入经济活动，必然导致寻租→寻租活动盛行必然引发腐败盛行→寻租、腐败必然加剧收入分配失衡和两极分化。从总体上看，这种发展模式特征表现为：粗放型、赶超型、权力推动型、经济单极化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造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包括社会价值选择）及生态的发展失衡。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官商合谋型的增长体制。官员追求政绩和灰色收入；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追求资源配置机会。
这种体制下，经济增长的典型特征表现为垄断与要素外延式扩张：权力介入经济活动，或者依靠潜规则配置资源是政府主导型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官员的短期行为造成政府很难提供创新的长期发展环境，政府无法掌握创新工具，但掌控全社会的各种资源，因而经济增长方式要牢牢的依靠权力和裙带网络强度来配置资源；从而经济增长方式也表现为依赖资源推动外延式扩张。垄断与依赖资源扩张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体制性的寻租与腐败；另外，资源型经济的超额利润必然降低创新意愿，阻断要素向实体产业流动的动力。这种机制的长期效应就是扭曲竞争并扼杀创新。这无疑是中国要素市场配置失调乃至经济结构失调的内在逻辑。
当前经济调整与转型面临的本质问题——官商合谋型的市场体制由于体制性的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走到了尽头，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我们无疑面临着必须着眼调整以往的经济发展方式，解决官商合谋型市场体制的重大问题。这无疑是体制的根本性转轨问题（当前的反腐与下放政府权力是改革的必然选择）。
从这一逻辑可以看到，推进供给侧改革，既是经济发展思路的根本调整，也是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现在有的学者把供给侧改革简单理解为去杠杆化、去过剩产能、去房地产库存、淘汰僵尸企业等，依照这种逻辑推进供给侧改革是远远不能有效解决中国当前经济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习近平主席2015年年初在陕西考察时针对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曾明确：“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症结在结构，难点在结构，出路在结构”。习主席关于中国经济的这一论断是极其深刻的，表明了他对中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复杂性、长期性的战略性思考。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从经济因素看，主要表现在有效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要素价格长期扭曲，且配置不公，导致社会收入分配失衡；世界经济环境变化，依靠出口消化过剩产能的份额急剧下降；高负债、高投资驱动模式难以为继，财政杠杆效应减弱；去杠杆化压力与刺激经济政策陷入矛盾，政策选择空间变得狭窄；汇率政策与外向型战略出现协调难的问题。从体制因素看，无疑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弊端的充分显现。因此，推进供给侧改革，必须深化改革，从体制基础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入手，伴随财税政策及一系列要素市场化改革措施来有效推进。为此，建议：
1、坚定不移的推进政府体制改革。重点必须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界定政府职能；确立政府权力边界；推进简政放权；建立依法行政的政府行为规范体系；通过法制法规保障一系列“负面清单”管理真正落地，使得市场活力得以真正释放。
2、深入推进以要素市场为主导的改革，逐步消除寻租套利模式的消极影响。由于多年来要素价格双轨制（指土地价格在不同的所有制企业手里表现为不同价格，资金价格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存在成倍差异，同一工种的劳动力价格在城乡不同身份的劳动力身上有明显差异）存在，以及政府主导下的“潜规则”配置资源行为，导致了要素错配，不但形成了经济结构失衡，甚至加剧了社会失衡，从而也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要素市场改革的主线是必须打破不同所有制、城乡户籍及地域差别等身份性歧视，终结劳动力、资本、土地及资源等要素价格双轨制的隐形制度结构，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
3、培育以企业家为主导的创新发展路径。走出传统经济发展的局限必须依靠创新。创新发展应该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加上我们的技术创新，但这远远不够。为什么呢？因为任何创新活动都面临风险，我们必须解决风险分担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创新的推动机制问题。而企业家最根本的功能在于承担风险和处理不确定性，因此，企业家在创新活动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从一般意义上讲，无论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还是技术进步，都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解决人的问题主要靠什么？靠制度。而企业家对制度的稳定性、可信性更为敏感。因此，我们必须构建保护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环境。同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形成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和技术创新积极性的制度环境。唯此，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供给结构。为什么中国难以出现乔布斯，出现苹果品牌？其实最核心的就是寻租活动泛滥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落后。
4、运用财税手段，引导产业结构调整路径，解决供给和需求错配问题。中国目前既存在严重的供给过剩问题，又存在着需求难以满足的问题。最典型的表现在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包括体育、健康、医疗、教育、旅游、文化、生态等）需求旺盛，但供给严重不足。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既与收入增长带来的需求结构升级有关，也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有关。所以，一方面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型，减少审批，降低门坎，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这些供给严重不足的领域；另一方面要利用积极的财税增减政策，推动这些以民生工程为主体的供给改革。
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实现改革发展新突破
省决策咨询委员、西北大学教授 赵守国
一、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及重大意义
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除供给约束，积极进行供给干预促进经济发展的改革主张及政策取向。
在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这意味着，“十三五”期间，我国已把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政策着力点放到了打破各种障碍，释放经济增长的活力，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供给端”上来。
从宏观经济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供给学派，其代表人物拉弗等人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是经济中的劳动和资本的配置与有效利用，主张放宽各种管制，降低边际税率，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鼓励创新创业等。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新形势下，供给侧改革有利于我国破除“供需错位”障碍，解决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供给严重不足问题；有利于化解传统工业的产能过剩和房地产去库存，盘活闲置低效的资产存量；有利于构建跨越中等陷阱必须的现代金融、产业、财税等制度体系，打破各种“供给抑制”，放松各种管制，打破垄断，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有利于通过营造激励创新的生态，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增长动力转换，产业升级，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因此，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从以前的重“需求管理”转向重“供给管理”，对于我国经济稳增长、调结构、增动力、防风险，厚植发展新优势，不断开拓新境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战略上要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根据这一精神，我国经济结构性改革体现了五大政策取向：
一是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经济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二是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经济结构性改革方向，发展实体经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激活存量增长动力，着力补齐短板，加快绿色发展，积极利用外资，积极稳妥扩大对外投资。
三是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潜能，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
四是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动重点领域改革落地，加快推进对经济增长有重大牵引作用的国有企业、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改革。
五是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打好扶贫脱贫决胜战。
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点及保障措施
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要针对突出问题、抓住四大关键点:
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通过“创新发展一批、重组合并一批、清理退出一批”，有效盘活国有企业资产存量，加快推进僵尸企业重组整合或退出市场，加大支持国企解决历史包袱。同时针对国企改革机制缺乏活力，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行政垄断特征明显等弊端，加大产权制度改革，通过资产重组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此激发企业活力。
二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增强企业长期发展活力。要通过供给侧改革，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通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针对我国部分二线与多数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供应过剩、库存压力大和部分地区的保障房建设规模较大，存在一定分配难的问题，供给侧改革考虑，在总量上，要严格控制三、四线城市宅地供应，加大城市旧改力度；在结构上，宜加大保障房和安置房货币化补偿比例，引导开发企业优胜劣汰。
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货币政策要创新调控思路和政策工具，在保持总量稳定的情况下，促进结构优化，为市场出清、化解产能过剩、降杠杆营造中性适度的金融环境，加大定向调控力度。针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失衡、功能不全和“金融抑制”，通过金融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金融供给；通过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继续优化融资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资本市场。
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在保障措施上一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尤其要调动三类人的积极性，即发挥企业家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创新人才和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特别要发挥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企业家精神，通过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提振企业家信心，进一步激发企业家创业创新、投资兴业的主动性、积极性。二要推动地方政府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作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地方政府要实现供给产品由过去的重基建轻服务转向侧重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由政府直接投资转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职能由过去的投融资决策者转为服务提供的监管者。
关于做好供给侧改革的若干建议
省决策咨询委员、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冯根福
2007年以来的中国经济调控实践表明，通过需求调控经济的效果有限。中国近年来经济持续下行的根本原因是供需错配，尤其是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强。因此，中国经济若要摆脱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在做好需求侧调控的同时，努力做好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全要素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因此，供给侧的改革应围绕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全要素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来进行。为了搞好供给侧改革，特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努力提高宏观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宏观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是要积极做好化解产能过剩工作。化解产能过剩的具体途径有二：一是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寻找新的销售市场；二是优胜劣汰，关停并转。在化解产能过剩问题上必须果断，下狠心，不能拖泥带水，否则就会把有限的稀缺资源浪费在无效的过剩产品生产上。
第二、努力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过去300 年里，全世界进入发达国家的比例不到20%; 在过去50 年里，发展中国家进入到发达国家的比例约为5%。历史的经验表明，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发达国家，最根本的是要依靠本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然而，在前30 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我国有一个重大失误，就是一直没有建立起科学的科技创新体制，一直没有有效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软肋所在。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落实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以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的要求，紧密围绕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进行相关改革，积极开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力争尽快使中国的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有明显提高。
第三、积极通过合理调整所有制结构关系提高中国企业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中国的总体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所有制结构不大合理。中国在企业技术创新问题上至今面临的一个现实是: 国有企业有能力但动力不足，民营企业有动力但能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一直在积极探索国有企业改革，努力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应该讲，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国有企业效率有了明显提高。但是也不可否认，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效率至今仍然低于民营企业。为了高效率地配置整个社会资源，提高中国企业的总体技术创新能力，我们除了要继续积极探索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路径之外，另一个较好的选择，就是在保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毫不动摇的前提下，积极优化所有制结构。换言之，就是我们要努力寻找一个既能确保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毫不动摇又能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效率的最优所有制结构，力争做到国有与民有共进，促进我国企业整体科技创新能力迈向中高端水平。
第四、要逐步降低“三率”，即利率、汇率和税率，为企业让利，刺激实体经济发展。2014 年，美国一年期企业贷款利率水平为2.25%，德国一年期企业贷款利率水平为3.5%，日本一年期企业贷款利率水平为1%，而中国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0% 。2014 年11 月至今，中国人民银行已连续多次降息。即使如此，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仍远远高于美国、德国和日本。所以，中国政府一定要适时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减轻实体经济运行的资本负担。由于中国近年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加之人民币前一个时期不断升值，出口企业竞争力不断下降。去年以来，美国经济复苏较为强劲，美元强力反弹，世界许多国家借机纷纷降低汇率。中国也应借机适当降低人民币汇率，提高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另外，我们也应适度降低企业税率，减轻企业的负担。降低“三率”的根本目的是“放水养鱼”，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从而加快扭转经济连续下行的态势。
第五、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毫不夸张地讲，在很大程度上，资本市场发展的水平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首先，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大幅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企业的财务负担。近几年，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在明显下降，与此同时，企业的银行贷款的成本又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企业综合成本全球竞争力明显下降。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资本市场大力发展企业直接融资。到2014 年底，中国的债券总余额大约36 万亿，股票市值约为37 万亿，占GDP 的比重分别为57% 和58%，而美国2013 年末的债券余额和股票市值占GDP 的比重分别为133% 和125%。由此可见，中国的债市和股市均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其次，资本市场有利于促进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美国战略产业之所以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创业板市场——纳斯达克市场十分发达，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因此，我国未来要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再次，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目标实现，也需要资本市场的大力支持。资本市场发达了，放松了资本市场融资管制，就有利于促进创新型企业上市，创新型企业上市顺利了，反过来又有利于促进风险投资和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所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未来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的金融保障。
第六、 要稳步推进相关改革。要采取有力措施，努力激活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短期内要尽量推动增量改革。例如，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改革，既要结合我国国情，又要站在全球竞争的视角，既要考虑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竞争程度，又要考虑所在企业职工的薪酬平均水平。在国企薪酬改革方面，既要大胆试点，也要防止“急躁症”。因此，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改革推进要稳步进行，千万不能因采取的措施不当而挫伤了国有企业高管的积极性。要采取有力的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做大做强，要采取有效的产权保护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家诚实劳动，努力成为商贾巨富。
第七、要下大力气抓好食品和医药安全监管工作。食品和医药，尤其是食品，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现在百姓对国产食品普遍有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这也是许多出国旅游人员大量采购国外产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像抓反腐一样，努力抓好食品和医药安全监管工作，从供给侧为市场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且质量安全的食品和医药产品。
把供给侧改革与扩大需求相结合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任保平
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都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但是需求管理是在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不变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供给管理则是在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的条件下来进行的。供给侧改革问题提出以后，人们有一种误解，似乎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放弃需求侧的扩大需求。实际上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既涉及供给问题，又涉及需求问题。强调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不能忽视需求侧的改革，更不能放弃在需求侧扩大需求，需要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的扩大需求相结合，更加重视供给侧的改革。
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问题既有供给因素又有需求因素，而关键在于供给因素，由于需求因素中消费作用不足，只能通过投资这个唯一的因素带动增长，使经济发展陷于投资驱动和规模扩张而不能自拔，难以向效率提高型转变。供给问题，即生产问题是新常态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表现为供给结构问题、供给效率问题、创新能力不足问题等。因此，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既要进行供给侧的改革，也要进行需求侧的扩大需求。通过供给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消化产能过剩和促进服务业发展，通过需求侧的扩大需求解决就业问题。
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和波动需要依靠需求侧的扩大需求，决定短期需求的因素是资本的数量：一是把扩大投资与转变投资方式相结合。在新常态的经济发展中，仍然需要发挥投资的作用，但需要转变投资方式，调整投资方向，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应着力给中小企业以投资支持，不仅是因为中小企业是就业的主渠道，而且其发展还会造就大量的中高收入阶层，改变社会的收入分配结构。政府投资只能改变经济运行的方向，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政府投资见效快，但受制于财政约束，具有不可持续性，而民间投资机制灵活、产权清晰、投资效益高，才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力量。二是把扩大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相结合。重点在于调整内部需求中投资和消费的结构，进一步扩大消费对需求的拉动作用，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扩大和提高社会教育、医疗、养老、失业、低保、住房等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覆盖面。三是把转变对外开放方式和提高竞争力相结合。改变出口结构，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加大创新力度，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解决长期经济发展问题则需要依靠供给侧的改革。决定长期供给侧的增长因素还包括资本产出率、技术创新和结构转化，这些供给侧因素的改善可有效减缓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收益降低的趋势，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稳定和产出的持续增加。一国经济是否能真正实现良性发展并不是依靠短期的经济刺激，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有坚实的实体经济支撑和支持长期发展的能力。当前，我国经济在一些低端产业出现了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而在一些行业又面临发展不足和资金短缺，这正是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结构扭曲造成的后果，为此需要从长期着手来进行供给侧的改革。供给侧的改革重点主要是优化经济结构：一是促进经济结构的高级化，实现结构升级。促进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过高的格局逐步向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上升的趋势演进，由制造初级产品的产业占比过高的格局逐步向制造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产业占比上升的趋势演进。另一方面，实现产业高附加值化，在产业中普遍应用高技术，使企业技术密集程度不断提高。着力促进产业组织合理化，实现较高的规模经济效益;推进产业高加工深度化，实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二是发展创新型经济，实现创新驱动。提升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地位，必须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实现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转型，形成完备的技术创新体系，从而发挥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完善技术创新的制度，制定与技术创新需要相匹配的政策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创新行为做出相应的保护，鼓励和引导科技创新活动。三是要改善供给结构。放松市场准入，放松管制，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市场化的价格机制调整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合理分配，增加政府在公共产品方面的供给。四是改善要素供给。在技术要素供给方面，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同时注重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发挥智力因素在部门产出增长中的主导作用。在资金要素供给方面，实现政府投资向民间投资的转变，增强民间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拉动作用。五是改善制度供给。加快科技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创新，通过增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作用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引导经济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供给侧管理：改善供给结构的系列制度性改革
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扈文秀
当前中国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处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而目前全球经济放缓，欧美发达国家分别提出了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国际产业分工格局调加速调整。导致我国对外贸易出口下降，传统制造业和战略新兴技术产业均表现出严重的产能过剩。推动经济转型解决目前供需结构失衡问题迫在眉睫。
凯恩斯主义的政府逆周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属于需求侧管理，短期影响经济总量，刺激经济增长，但难以解决供需结构失衡等长期问题，必然会导致资源的扭曲配置。供给侧管理是通过各种政策，降低相关企业运营成本，激发市场活力，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通过供给结构创造新的需求，解决经济增长中的供需结构失衡问题。
供给侧管理是政府为完善市场体制，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而进行的系列制度改革，政府投资结构的改变、行政放权、税收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都是供给侧管理的方式。我国已在供给侧管理方面进行了诸多尝试，如营改增由试点到全面实施，减轻服务业的税收负担；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权，降低相关行业的行政门槛；建立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通过信贷、减税等方式，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推进供给侧改革具体建议如下：
1、创新政府投资和公共品供给的制度改革
改变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避免公共投资集中于竞争性领域，通过政府投资制度改革，让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投资。长期以来，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偏重基础设施建设，而医疗、教育、环保等服务性公共品供给不足。应避免公共投资集中于竞争性领域，着重提高医疗、教育、环保等服务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比例。积极探索政府投资和公共产品供给的新模式，避免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偏离。
2、加快结构性税制改革
加快直接税改革，在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的同时，提高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我国目前流转税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过高，弹性需求较大的行业税负较重，且流转税为比例税不利于促进公平。为鼓励产能过剩产业技术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应进一步加大新兴产业和创新型企业减税力度。另外，还要加快各项行政事业收费的取消和清理。政府各项预算内收费已经达到14000亿，加上预算外收费，无疑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运营成本。
3、深化金融制度改革
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结构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尚不完善。加快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改革，拓展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使得资金流向更具活力的创新型企业。
4、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降低或取消行政门槛。为相关行业的企业生产经营“松绑”，通过市场竞争，提供供给效率。
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有关建议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黄伟
一、解决“供给失调”与“供给不力”之痛点
中国消费者热衷于购买国外产品的“海淘”现象，暴露了我国供给面“供给失调”与“供给不力”两个痛点。供给失调是指中国生产要素的配置存在与市场需求的结构错位与失调，出现了如钢铁、电力、房地产等行业的产能过剩，而直接贴近消费者生活服务的产品却供给匮乏，这属于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从而不能有效满足消费者丰富的购买需求。供给不力是指中国企业的产品从质量与服务体验两个方面不能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为什么中国消费者去购买国外的奶粉、电子产品等，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产品的质量问题，质量过关是消费者的基本需求。在产品质量问题上，还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即使中国企业进口了国外的产品或中国产品已经取得了国家层面的某些质量认证，消费者同样对其置之不理，偏好跨境购物，这背后实质是质量基础上的信任问题，消费者对中国企业的行为与所谓的产品质量认证没有足够的信心。
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消费者更加期待的是产品质量之上的服务体验，这就是供给不力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国外的许多企业不仅保障了产品质量，更关注了用户的服务体验，如苹果手机的成功很能说明这一点。同样做手机，诺基亚可以说质量一流，为什么还被消费者舍弃，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其产品的服务体验上，而苹果在这一点做到了。苹果公司强调用户的体验，诺基亚在产品质量上不输于苹果公司，而输在了服务技术导向下的用户体验。中国的大部分产品在用户服务体验上用心不足。因此，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只有加大供给侧改革，才能真正有效触及这两个痛点。
1、针对“供给失调”痛点的对策建议
供给失调属于结构性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供给学派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的思想及新供给主义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主张，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匹配市场需求、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经济发展战略变革。因此，政府首先调控与引导产业投资结构，化解过剩产能，强调服务业引擎发展，逐步优化经济结构。其次，政府应大力减少对产能过剩企业的保护，强调市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使一些“僵尸”企业淘汰出局。
2、针对“供给不力”痛点的对策建议
基于社会治理理论，“供给不力”问题涉及到了企业与政府两个关键主体，分别代表了微观及宏观两个层面的问题关注。因此，需要从企业及政府两个层面来解决：
在企业层面：
一要强化产品质量技术的投入与研发。产品质量技术强调产品质量的升级创新，是产品走向市场的基本保障，是消费者对产品的基本需求。企业需要对接国际的先进技术，把产品的质量技术提升上去。在产品质量技术投入上，格力空调就是典型的成功案例。二要重视产品技术基础上的服务技术导向。服务技术强调产品质量技术之上的服务体验创新，服务技术的投入是中国企业基于质量基础上的更高要求，更是当前体验经济时代消费者的终极需求。企业需要基于用户体验需求，借助互联网技术，强化服务技术的创新，对产品进行升级，丰富产品的服务体验功能，这也是中国企业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型的根本要求。海尔家电基于互联网的服务技术创新升级就是典型的成功案例。三要强调基于产品质量技术与服务技术导向的企业信誉提升。有些企业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在原材料及生产过程中弄虚作假，这就是中国消费者为什么去买国外奶粉等日常用品的原因之一。企业信誉的提升不是口号宣传，而是用产品的质量技术与服务技术来赢得。
在政府层面：
一要鼓励建立第三方评估的质量检查和保障认证体系。消费者对中国企业的行为与所谓的产品质量认证没有信心，信任不高。对此，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政府鼓励由非政府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中国企业的产品质量进行有效检查与评估，强化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产品质量检查与评估的独立性、公平性及权威性。政府只需监管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质量评估的过程及结果，不需要涉及评估的细节。对于初创期的第三方评估机构，鼓励其和海外比较知名的质量检验机构合作，如可与美国的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食品药物管理局）合作，在产品上同时标示第三方评估机构及FDA的认证Logo，来增强评估的权威性与信任度。这样对产品的监管机制的变革，能做到不流于形式，而是实质到位。
二要引导产品技术升级。产品质量是消费者的基本需求，这需要产品质量技术的有效支撑。政府需要宏观强调与引导企业产品质量技术的研发与升级，并可借助第三方评估机构，设计可靠的质量技术等级监管机制，以激励企业的产品质量技术升级。
三要强化产品服务技术创新。产品的服务体验是消费者的终极需求，这需要产品服务技术创新的有效支撑。政府需要加强企业产品质量技术之上的服务技术导向，简政放权，减少过多的创新制约，使企业在用户服务体验创新上拥有足够的耐心、精力与空间。
二、大力改善资源要素供给
当前我国一般产品市场已基本完全放开，但要素市场和大宗基础能源、资源市场仍然存在严重扭曲，人为压低要素价格，粗放地促进经济增长，使得经济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此建议：
1、“制度红利”是解决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应充分纳入“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探讨“顶层设计”和“系统改革”，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在货币政策的“稳健”和财政政策的“积极”搭配下，在“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增加宏观经济中资源要素的有效供给。
2、促进产业优化升级。鼓励制造业升级换代，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充分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业创新形成合力来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步伐。要加快在资源能源等垄断行业的改革、开放步伐，引入民间资本和资本市场力量，释放新的产业能量和活力。推出有利并购重组的政策，以及通过资本市场功能的发挥促使产业、行业间资源重新有效配置，改善经济整体质量。
3、降低企业成本。通过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新一轮价税财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总供给，从而提高经济活力，既有利于控制住物价，又有利于保住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改善供需匹配错位
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并非简单的需求不足，而是供需匹配出现错位，不该生产的生产太多，同时消费者需要的东西缺乏供给。一方面，传统行业的产能出现严重过剩，如中低端消费品、水泥、钢铁、化工、煤炭等；另一方面，高品质消费品需求得不到满足，如近年广为媒体所报道的国民蜂拥到日本买马桶，澳洲、德国的奶粉被国人买到断货等现象。也就是说，中国目前供给侧出现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无法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结构。为此建议：
1、推进基于互联网的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和物流链创新，发展分享经济。传统的制造业都是封闭式生产，由生产商决定生产何种商品。互联网时代下，可以实现由顾客全程参与到生产环节，共同决策制造出顾客所需求的产品，达到供需完美匹配，形成新的商业模式。
2、完善创业环境，提升创新能力。首先，推进产学研结合，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形成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从而提高创新成果工业转化率。其次，通过商业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等金融机构门类来优化现有的银行体系，同时积极培育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创业者提供更为便利的资金支持。最后，实施针对创新型企业的税收优惠、财政支持和费用减免，譬如研发费用抵税、引进高级技术人才的政府补助等。
3、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合理确定政府与市场边界。通过建立有法律效力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来确定政府干预市场边界，消除不作为和乱作为，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从而让市场更好地发挥配置资源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