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杨玟 我们是有故事的人 收录于话题#职人江湖：直击30段真实职场故事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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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 业 故 事 -
做项目的几年，我练出了两个本事，一个是记忆力超强，同时操作几个项目，随时能和对方准确说出调整的数据和原因，不会搞混。另一个本事就是“抠字眼”，逐字逐句去“扣” 法规文件表述模糊的条款，推敲判断有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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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春节刚过，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北京站。天空很蓝，澄净清澈，尽管寒风扑面而来，我的心情却是前所未有的雀跃，感觉自己就像抛锚已久的列车重新上路了。
两年前，我找工作四处碰壁，不是因为学历不够，而是小城市就业机会太少。二十三岁的我，除了一张大学本科毕业文凭和两年国企出纳工作经验外几乎一无所有，我想先考个会计师证再说。
在培训班上课时，偶然听同桌说起，北京一个注会可以挣到年薪十万，我跃跃欲试，一口气报了注会的全部考试科目。为了多加一重保险，我还报考了税务师。
当初我绝不会想到，用作保险的税务师竟成了自己后来的职业。
来到北京，交完三个月房租，我的存折上只剩三千块，那是我全部的家当。在新家休整了一周，我踏上了求职之路，开始向专业税务公司投简历。
十一月的寒风中，我瑟瑟发抖地站在路边半球形公用电话亭里，向电话线那端的陌生人推销自己。连续的碰壁没有挫败我求职的热情，沮丧一阵，睡一觉，早晨起来我又斗志昂扬。
很快，我就接到了一家税务公司的面试通知。税务师不仅要熟悉各税种的计算，还要熟记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各地方税收法规的特殊规定也要掌握。面对一堆“国税发”“国税函”“财税字”眼花缭乱的文号，初入行的我焦头烂额。
我跟的第一个项目是保定一家造纸企业的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
第一次出外勤，还是去外地，坐在火车上我既紧张又新奇，和我一组的项目经理朱姐却淡定多了，一路上都在研究客户资料。火车一到保定，我和朱姐就拖着行李箱直奔客户公司，接着一连三天，白天工作晚上回到酒店继续加班到深夜。
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这个职业的不同之处，不只是展现在人前的高薪待遇，还有人后不为人知的辛苦。
整整三个月，我跟着朱姐做了一个又一个项目，担负的工作内容越来越复杂，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失误不断增加。每天的头昏脑涨让我没有时间去认真审视自己，挫败感压过了自信心。其实我没有发觉，我的工作能力也在不断提高。
三个月试用期结束，我没留下。
那时我也有些身心俱疲，对于一个不认同自己也不被自己认同的环境，已没有太多留恋。春节过后第一天上班，我去公司办手续，与初来时的心境不同，短短三个月，我的心里竟有了沧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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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踏上了新一轮的求职路。
整理书籍时，我翻出了以前每月去国展“报到”时收获的“礼物”，一张税务公司人事经理的名片。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拨通名片上的电话，没想到这家公司正在招聘项目经理。
春暖花开的四月，我第一天上班报到，部门周经理交给我一个税审项目，对一家投资公司做汇算清缴，同时派给我一个助理，初来公司实习的大四学生董小姑娘。于是新出炉的项目经理带着新助理和新项目走马上任了。
投资公司位于长安街中心区，不到10人的公司效益却非常好。
“杨经理，辛苦了。”会计小庞放下咖啡、点心和水果客气地寒暄。
我点点头，脑中却蹦出“糖衣炮弹”四个字，心中警铃大作，两天审计如临大敌。等审核完最后一份资料，我的心情才放松下来，账表都合规，也没有预想的大额补税出现。
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我的信心，第二个项目还是我带着小董，客户是一家集体所有制纸箱生产厂。出租车司机七拐八绕才到达没有明显建筑参照物的目的地，接过我的名片，徐总就开始吐糟，说公司是冤枉的，不让抵扣完全没道理。聊了十分钟我才搞清楚，原来是纸箱厂收了一张假发票，没通过税务认证，金额还不小。
一连两天，徐总总和我叨叨这件事。
外勤结束时，他又来找我：“要不，就不在报告中体现了吧，等稽查来了再说？”说着还塞过来五百块钱。
“这可不行。” 我慌忙推开他的手，不等他再说拎起电脑落荒而逃。
做到第三个项目时，我已经宠辱不惊，坐在客户宽大的会议桌前，听对面的袁总侃侃而谈。
“我们不一样，别人想少交税，我们愿意多交。”
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还真是与众不同。
“为什么？”我停下手中的笔。
“企业要业绩啊，没办法。”袁总两手一摊，一脸自豪。不过提这样要求的企业还是少数。
做项目的几年，我练出了两个本事，一个是记忆力超强，同时操作几个项目，随时能和对方准确说出调整的数据和原因，不会搞混。另一个本事就是“抠字眼”，逐字逐句去“扣” 法规文件表述模糊的条款，推敲判断有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的工作开始被一个个的项目填满，接触的企业越来越多，遇到的事情也是五花八门。遭遇过堵门讨债的农民工，遇到过强行收购的大佬们，见过一点二亿补税的大手笔，有八年不能完结的老项目。
有一年去西北出差，客户陪同清点基站，路过喇嘛庙，同行进去磕头。庙里的小和尚倚门摆弄手机，还问客户，你们最近出了什么新款手机。我也见过新三板上市的家族企业，老爷子（董事长）规定，每天早晨儿子儿媳（中层管理人员）全部到老爷子家吃早饭（请安），开晨会（聆讯），真是中西合璧的管理典范。
有时做项目也和X大所合作，先不说双方业务能力高低，光从外表来看就很好区分。X大所一出场清一色的西装革履，职业化明显，而本土所，多数是休闲服配旅游鞋，站在一起颇有点洋枪土炮的视觉冲击。
一晃我在这家公司已经工作了三年，职位从项目经理升到了高级经理，收入也实现了年薪十万。当初令我热血澎湃的注会证书，在我通过最后一科考试后，已没有了最初的吸引力，而我在税务师这条路上却是一奔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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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公司实行集团化管理，新加盟的合伙人和原合伙人之间的利益之争频起，也就在那时，我的顶头上司周总辞职离开，我接替他成了新一任部门经理。没想到一年后，我也被内斗殃及池鱼，离开公司成了周总新公司的一名合伙人。
虽然怀有一腔创业激情，但大家谁也不敢笃定公司就一定能如愿做起来。本着谨慎原则，公司最初的办公室只敢租在东三环边上一栋简易写字楼里。
公司成立第一年，老周赶场似的讲了五十二堂课，拉来了几个单子；老孙陪客户喝酒吐了不知几回，也收获了几个项目；我和小胡小裴，投标培训带项目，飞行里程上万。大家卯足劲干了一年，年底一算账，公司净赚了二百万，完全出乎大家的预料。
分红时为了图喜庆，老周说全发现金。满满当当码了一桌子，大家的表情就像老农民见到了地里好收成，笑得合不拢嘴。新年聚餐时，老周红着脸频频举杯：“没有各位就没有老周今天，各位的好我老周记着了。”那一刻老周说的应该是真心话。
公司赚钱后大家底气足了，无论从公司形象还是未来发展考虑，都觉得不该再蜗居在简易楼里。过完春节，公司搬到了CBD的写字楼里办公，老周特意挑了个吉日搬家，还搞了个剪彩仪式，12人的小公司算是在此安家了。
当公司逐渐走上正轨后，合伙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出现裂痕。
2012年老周和老孙瞒着我和小胡小裴，单独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并把他俩手里的一些衍生项目转入其中，还更换了公司原来的会计和出纳。2012年底开股东会，面对公司报表上锐减的收入和剧增的成本，老孙呵呵笑着：“没办法，那帮孙子的胃口越来越大。”
小胡提出查账，老周眼一瞪耍起了无赖：“我是董事长，我说了算。”
一周后，我和小胡提出转让股权并辞职，老周大概没料到我会走，开始游说我，并许诺让出一部分咨询公司的股份给我，但我没答应。我和小胡很快脱身离开，小裴却和老周走上了仲裁程序。由于小裴举证的证据不足，赔了老周公司一万元项目损失费了事。
至此，当年签了八年合同的三个人，没有一个坚守到最后。
离开老周公司后，我正好有时间装修第二套房子。来北京十多年，这是我第一次没有为失业感到恐慌。装修之余，我读了很久之前就想读的书，看了想看的戏，赏了想赏的景，晃晃悠悠半年过去，我又开始怀念起过去那种忙碌紧张的生活。
一年后，我跳槽到一家上市公司担任税务总监，虽然离开了原来的行业，但依然从事着税务师的职业并乐此不疲。
原标题：《北漂税务师，我从实习生摸爬滚打到企业合伙人|职人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