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谋划和部署推进全国场景创新应用，支持独角兽企业参与政府投资的应用场景计划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项目，鼓励头部企业、国有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服务体系，组建独角兽企业服务库，支持高校院所、科创平台提供大学科学仪器共享、智能算力保障、研发场所租用等公共科技服务。
近年来，我国独角兽企业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轨迹，经历了2017年至2022年的快速增长后进入下行通道。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4全球独角兽榜》，2023年我国独角兽企业较上年仅增加24家，与往年形成鲜明对比。独角兽企业发展趋势的变化，折射出我国科技创新生态正面临深刻调整，这不仅关乎单个企业的兴衰，更涉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和长期竞争力的培育。
2024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的独角兽企业新增数下降的主因是什么？”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指出，要有力有效支持发展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这一重要部署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引发社会各界对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的高度关注。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如何维持并提升我国独角兽企业的发展势头，已成为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我国独角兽企业发展趋势与特征
（一）独角兽企业数量快速增长、新晋独角兽企业数量呈波动趋势
根据长城战略咨询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追踪报告》显示，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从2016年的131家增长到2023年的375家，八年间增长近2倍。其中，新晋独角兽企业数量虽然有所波动，但总体呈上升态势，超级独角兽企业每年总数保持10家左右。（见表1）
（二）独角兽企业分布赛道不断更迭、科技领域企业数量增多
2016年至2023年，独角兽企业赛道从22个增至39个，八年间独角兽企业从模式创新为主逐步转为技术创新引领。自2020年以来，集成电路连续三年成为独角兽企业数量最多的赛道，前沿科技独角兽企业占比持续提升，由2016年的35家增长至2023年的249家。自2021年以来，占比首次突破60%，2023达到了66.4%。新能源、机器视觉、类脑科技、生成式AI等人工智能新细分领域不断产生独角兽企业，以先进技术和新质生产力进步为代表的硬科技赛道将是未来几年独角兽高速发展领域。此外，独角兽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专利总量不断增长，专利数量由2018年的近9000件增加至2023年的近50000件。同时，独角兽企业参与国际科技竞争能力也显著增强，2023年共有94家独角兽企业申请1157件国际PCT发明专利。
（三）独角兽企业分布由集中渐趋广泛、长三角地区独角兽数量增长明显
2016年至2023年，独角兽企业分布的城市从16个增加至56个，八年间累计22个省份出现过独角兽企业，其中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五大城市聚集了我国主要的独角兽企业，独角兽企业呈现“高集聚、广分布”的特征，在城市分布上进一步扩容，集聚度呈下降态势。北京、上海新媒体、人工智能等行业全面领先，广州、深圳电商、物流成为新引擎。整体上看，独角兽企业基于城市区位优势，正在构建全新的城市优势产业。从城市群分布来看，2023年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四个城市群独角兽企业累计占到全国独角兽企业的九成左右，尤其是长三角独角兽企业增加迅速，2020年以后开始超过京津冀城市群独角兽企业数目领先全国。（见表2）
（四）独角兽企业总估值持续上升、上市目的地由外转内
2016年至2023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总估值由近5000亿美元持续攀升至超1.2万亿美元。2017年至2023年，共有139家独角兽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分别为3家、20家、17家、24家、31家、25家、19家，2021年上市企业数量达到波峰，近两年出现下降。受当前资本市场环境处于修复期、上市退出等路径不清晰以及海外对中资企业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近年来我国独角兽企业更青睐在A股、港股上市，超四成独角兽企业选择赴港上市，独角兽在 A 股上市超过港股，美股不再是上市首选，独角兽企业上市的目的地正在由外转内。（见图）
（五）独角兽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和动态管理机制日趋完善
近年来，梯度培育体系日益健全。各地逐步建立“种子独角兽—潜在独角兽—独角兽”的全生命周期培育体系，通过分层次建立独角兽企业培育发展库，按年度发布入库企业名单并实施动态调整。以浙江为例，提出到2027年累计培育独角兽企业超80家，基本形成全周期赋能、全方位服务、全要素保障的独角兽企业成长机制。
动态管理机制逐步完善。为确保入库独角兽企业的质量，各地采用专业机构评估与政府部门审核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企业自主申报+第三方专业机构提名+地方部门推荐”的多元化发现机制，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同时，通过建立常态化的监测分析机制，跟踪分析企业生产经营、融资估值等信息数据，确保培育库的动态更新和优胜劣汰。
我国独角兽企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国际环境变化影响独角兽企业发展
一是美西方国家加快实施供应链转移战略，试图重构全球产业链，这直接影响了我国企业的国际市场拓展和全球资源整合能力。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加大对本土半导体产业的支持力度，同时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这使得我国在该领域的独角兽企业面临更大的发展障碍。
二是美西方国家加强了对华投资的限制和对关键技术的出口控制。2022年8月，美国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明确限制获得美国政府补贴的企业向中国投资半导体相关产业。2023年8月，美国又颁布行政令限制美国资本对中国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资。这些措施直接减少了我国高科技企业获得国际资本的机会，影响了独角兽企业的融资渠道。
三是美西方国家提高了中国企业在西方国家上市的门槛。2021年12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发布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最终修订案，加大了对中国企业的信息披露要求。这一政策不仅增加了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难度，影响了已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也严重影响了独角兽企业的退出渠道，降低了投资者的信心。2021年融资事件数量为313起，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基金各占一半，美元基金占比更高一点。2023年融资事件100起，美元基金只占到28%。
（二）创投市场“资本耐心”不足制约企业成长
一是投资热情的减退直接影响了独角兽企业的融资环境。根据清科研究院的数据，2024年上半年，我国股权投资市场投资端持续下滑，股权投资市场共发生投资案例数3033起，同比下降37.6%。独角兽企业融资面临整体承压局面。2022年，新获融资独角兽企业数量减少至137家，2023年进一步减少至106家。
二是投资者信心不足及退出机制不完善，也影响了独角兽企业的融资环境。一方面，受国际环境变化和国内经济转型的影响，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长期预期出现波动；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的退出渠道仍然不够多元化，IPO审核趋严、并购市场低迷等因素，都增加了投资者的退出难度，降低了其投资意愿。
（三）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导致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一是在半导体、高端医疗设备、工业软件等领域，我国仍然高度依赖进口，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也限制了其创新空间。例如，在芯片设计软件领域，美国Synopsys和Cadence两家公司占据了全球90%以上的市场份额，我国企业在这一领域的突破仍需时日。
二是我国的研发投入强度虽然在不断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2023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64%，而同期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普遍超过3%。高端科技人才短缺也是一个突出问题，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我国与美国等国家的人才差距仍然明显。
（四）政策支持力度不够，落实效果尚待观察
一是现行政策的覆盖面不够广，针对性不强。部分政策过于宏观，难以满足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独角兽企业的具体需求。我国独角兽企业广泛分布在集成电路、数字医疗、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行业分布呈现多样化发展，现行政策难以覆盖到每个行业。此外，部分政策在特定行业或地区取得了显著成效，而在其他行业或地区效果有限。例如，目前针对高科技企业的税收政策主要惠及了成熟期的独角兽企业，而对初创期企业帮助不大。
二是政策执行和监管不到位，实际效果有限。一些优惠政策在基层执行中存在“落地难”问题，企业难以真正享受到政策红利。同时，对于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和反馈机制也不够完善，难以及时调整政策以适应市场变化。
三是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五）监管与服务机制不完善，制约企业创新发展
一是包容审慎监管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传统的监管模式难以适应独角兽企业创新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方面，缺乏针对性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同时，各地在独角兽企业认定和动态管理方面的标准不一，影响了政策实施效果。以浙江为例，近期出台的培育方案中明确提出要“探索实施‘包容审慎'监管试点，以法治化和负面清单管理为基础，在市场准入、公共数据开放等领域适时调整优化政策措施”。
二是多元化服务机制有待完善。目前，独角兽企业获取技术、资金、人才、市场等资源的渠道不够畅通，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服务机制尚未形成。例如，湖北省在近期政策中提出“建立服务机制、搭建对接平台、加强资源供给”等措施，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服务标准不统一、服务效率不高、服务评价机制缺失等问题。
三是创新资源对接机制不完善。独角兽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投资机构等创新主体之间的对接渠道不够通畅，创新要素难以有效集聚。如，浙江省在培育方案中强调要“支持高校院所、科创平台向独角兽企业提供大学科学仪器共享、智能算力保障、研发场所租用等公共科技服务”，但这种资源共享机制在实践中仍需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先进地区培育独角兽企业的做法与经验
（一）北京：完善的创新创业系统孕育独角兽企业“热带雨林”
北京独角兽企业主要集中于海淀中关村。早在2003年中关村开创性地推出了国内首个“瞪羚计划”，并陆续制定一系列支持政策，涉及金融、科技园区等多个领域。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搭建了一个覆盖“创业—高瞪羚—独角兽”全生命周期挖掘和培育体系，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涵盖瞪羚企业、潜在独角兽企业、独角兽企业的主动发现、系统培育、精准施策、规范发展的精准政策，造就北京全球独角兽第一城。
（二）杭州：市区两级联动+深耕数字经济
市级层面出台独角兽企业培育工程，建立分类分层的扶持体系和目标。各区县也积极响应：萧山推出数字经济四年双倍增计划，对独角兽企业给予2000万元奖励；余杭区推行创新发展“翱翔计划”，为独角兽企业提供最高1亿元的研发补助。此外，杭州持续多年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依托阿里系、浙大系、浙商系和海归系这四大创业力量，培育了一批在电子商务、企业服务和金融科技等领域享有盛名的独角兽企业，如总部位于杭州的蚂蚁集团在中国十大独角兽中排名第二，在全球十大独角兽中排名第四。
（三）成都：打造新经济地域标签培育新经济企业
成都率先将新经济发展定位为城市发展的核心战略，开创性地设立新经济发展委员会和新经济发展研究院，致力于打造最适合新经济成长的城市环境。实施新经济企业梯度培育计划和“双百工程”，并启动了“独角兽岛”的规划建设。为支持新经济发展，成都构建了涵盖天使投资、股权投资和债权融资的全链条金融服务体系，提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包。同时，注重以场景思维完善创新创业生态，加强应用场景建设，吸引新经济领域的龙头企业落户。据胡润研究院《2024全球独角兽榜》，2023年成都有9家独角兽企业上榜，主要分布于新能源汽车等6个赛道，成为全球独角兽企业成长最快的城市之一和“胡润全球30大创业城市”。
（四）苏州：倾力布局新兴产业催生大量潜在独角兽
2023年苏州独角兽企业较上年增长22%，上榜企业数量仅次于北京、广东和上海，位居全国第四。近年来，苏州重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赛道，并在2020年提出将生物医药作为1号产业，打造“中国药谷”。当前，苏州潜在独角兽企业主要分布在创新药与机械、集成电路、数字医疗、新能源与智能汽车、新材料等赛道，这与苏州重点推动新兴产业高度吻合。
（五）湖北：以精准化政策体系助推独角兽企业跨越式发展
湖北省立足区域创新发展实际，出台《关于支持培育发展独角兽企业的若干措施》，提出了涵盖“独角兽企业、潜在独角兽企业和种子独角兽企业”的全链条政策体系，从动态化培育发布、精准化政策支持和常态化跟踪服务三个维度构建支持体系。在金融支持方面，依托“湖北科创企业智慧大脑”“知慧桥”“鄂融通”等平台，为企业提供科技人才贷、创新积分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免抵押担保金融产品服务，并支持开展“贷款+外部直投”等创新业务。同时，针对不同发展阶段设计差异化激励政策，如对首次入选权威榜单的独角兽企业给予100万元奖励，对企业上市融资给予最高500万元奖励，对高层次人才给予个人所得税奖励等。此外，探索建立“一企一策”“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的精准服务机制，成立专门服务工作专班，在上市服务、空间保障、人才落户、审慎监管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独角兽企业培育支持体系。
推动我国独角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策环境收紧、市场环境变化、全球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加、技术创新与人才储备短板等问题。改善这一状况，需要从加强国际合作、完善市场环境、破解技术、人才瓶颈和加大资金扶持等多个方面入手，进一步优化创业创新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一）加强国际合作，优化外部发展环境
一是推动产业链本地化，培育和发展国内供应链体系。重点支持关键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化，提高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鼓励企业多元化布局，降低单一市场依赖风险。支持有条件的独角兽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构建更具韧性的供应链网络。
二是加强经贸外交谈判，争取放宽对华投资和技术出口限制。同时，加快完善国内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和技术。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提高市场开放度和透明度，增强国际投资者的信心。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力度，减少对外部技术的依赖。
三是加强与国际监管机构的沟通合作，推动跨境审计监管问题的解决。健全企业海外上市风险防控机制，提高企业国际化运营能力。加快国内资本市场改革，为独角兽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进一步完善科创板、创业板等资本市场板块。
（二）完善创投市场机制，增强资本市场活力
一是健全创投市场制度，优化投资环境。完善创业投资相关法律法规，为创业投资活动提供法律保障。完善多层次、全链条融资体系，通过构建“银行+创投+政府引导基金”的联动机制，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提供精准金融支持。加快推进注册制改革，提高资本市场的包容性和适应性。积极发展并购重组市场，为创投机构提供更多元化的退出渠道。
二是大力培育专业化、市场化的创投机构，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率。鼓励有实力的产业集团设立创业投资子公司，推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有机结合。引导更多的长期资金，如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进入创投市场，增强资本的耐心。
（三）加大研发投入，破解核心技术瓶颈
一是大幅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扶持关键技术研发。建议将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总额的比例提高到15%以上。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组织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二是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研发平台，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三是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吸引并留住高端科技人才。加大对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培养力度，建立健全创新型人才评价机制。优化人才引进政策，为海外高层次人才来华工作提供更多便利。建立更加灵活的人才流动机制，促进人才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合理流动。
（四）优化政策支持，确保措施落实到位
一是制定针对性的支持政策，提高覆盖面和针对性。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独角兽企业的特点和需求，制定差异化的支持政策，从“创业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全周期提供支持。例如，对于处于早期阶段的企业，可以在税收优惠、融资支持等方面给予更多倾斜；对于已经进入快速成长期的企业，则可以在市场准入、国际化发展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
二是加强政策执行和监管，确保政策落实效果显著。建立健全政策实施的评估和反馈机制，定期对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政策落实中的问题。加强部门间的协调配合，避免政策执行中的“碎片化”现象。
三是营造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增强企业和投资者的信心。在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频繁的政策调整对企业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加强政策解读和沟通，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帮助企业更好地把握政策导向，制定长期发展战略。
（五）优化治理机制，构建多元协同的培育体系
一是构建系统化的梯度培育与监管机制。建立健全“种子独角兽—潜在独角兽—独角兽”的全生命周期培育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企业分类标准和评价指标，加强企业动态监测和管理。同时，探索实施包容审慎监管试点，以法治化和负面清单管理为基础，在市场准入、公共数据开放等领域适时调整优化政策措施，建立健全创新容错机制，为独角兽企业创新发展预留空间。
二是完善场景应用与服务支撑体系。系统谋划和部署推进全国场景创新应用，支持独角兽企业参与政府投资的应用场景计划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项目，鼓励头部企业、国有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服务体系，组建独角兽企业服务库，支持高校院所、科创平台提供大学科学仪器共享、智能算力保障、研发场所租用等公共科技服务。
三是强化协同创新发展机制。支持独角兽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建设各类创新平台，鼓励企业牵头组建技术创新联合体，承担重大技术攻关项目，主导或参与标准制定。同时，通过产业纽带、聚集孵化、上下游配套、分工协作等方式，推动独角兽企业与生态链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配套、市场开拓、供应链合作等方面加强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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