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和城市对接,而不是给农村产业单独定价

文章正文
发布时间:2023-12-12 04:03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动静,无论是中央的顶层设计、地方的政策风向,还是房企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国内外的注意力。

今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中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提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10月底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争议颇多的“城中村”在这轮房地产改革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过去有关城中村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学、社会学、规划学和管理学等角度,聚焦户籍、土地权属、农民工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亟待改造的城中村在中国发展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达到良性互动?

厦门大学赵燕菁教授对此作了深入解析。由于篇幅原因,访谈将拆分为三个部分发出,本文为第三部分。

【口述/赵燕菁 采访/婧一】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城中村改造,对未来的城镇化也是一个利好,特别是从农民工进城这块来看,能否具体讲讲?

赵燕菁:城中村改造,就是城市化的一部分。城市化是什么?就是农村和城市的差别,你有没有公共服务?只要覆盖了公共服务,就是城市。为什么很多人要到城市去,因为农村缺乏道路、管线、学校、医院等等。这种匮乏带来的结果,是必须重资产,就是说家庭必须自己拉线、铺路,甚至承担起办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

但你在城市里面就不用,大家能够均摊,比如一个工厂来了,我不用自己去建一个发电厂,直接拉线接通电源就行;但在农村,要建一个工厂,还得考虑发电厂、道路等设施,这就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公共服务均摊与共享,也是城市和农村的差别。

可持续的城市化就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起来后,必须有可持续的现金流来养护支持。医院建起来得有医生,这就需要税收,否则大家就没有公共服务。

城中村在这里面解决的一个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能不能有利于城市建成后创造持续的现金流?换句话说,城市已经建成了,我们能不能给它带来持续的前景?

现在的城中村虽然当年没有交地价,但它有助于城市获得持续的现金流。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税收不是从房子里来的,我们不是抽直接税。这不像美国,只要你盖房子,你都得交房产税,这是他们的税收模式,所以每建一栋房子就相当于一个税源。但中国不是,我们必须建工厂才是税源,或者说有企业才有税源,个人交的税很少,房子基本不交税——政府反而需要给房子配公共服务。

大家想想,这个过程中城中村起到了什么作用?城中村里面的这些人,在工厂里交税。因为成本较低,所以工厂设在这里。但如果把城中村的房价抬高了,企业就活不下去。企业活不下去,就意味着税源没了,等于把城市化的第二步给毁了。建设城市不难,就像你建工厂、厂房并不难,但要让工厂赚钱才难,城市也是一样,建好以后能不能盈利形成良性循环,决定其建设成功与否,而盈利的前提就是有人交税。

我们在这个大的框架下去思考,城中村是有利于城市创造税收,还是不利于?

如果按国外的税收制度,所有的城中村都是逃税漏税,水、电等公共设施费用都不交,免费使用这些设施,连赚的钱也不用交税,城市里面免费“搭车”的人多了,公共服务就完蛋了,所以发达国家坚决不能容忍这些行为,这和偷税是一回事。

但我们国家的税收不是这么缴纳的,是企业在缴。这时候就要问了,城中村对税收有利还是不利?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要看到城市化的第二个阶段。我们国家的商品房住宅,是把70年的房产税一并交了,政府拿着这些钱去修学校、道路、管线、机场等等。修完以后70年内房主是股东,政府不能找房主收钱,但谁来养学校、医院、交通、环卫等等,这些钱必须从税收中来,税收主要是企业在出,而谁在企业干活,主要就是城中村的人。

这个逻辑弄清楚以后,我们就明白城中村实际上是城市化的一部分,而且是城市化第二个阶段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能把城中村纳入保障房体系,则有利于城市化更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贵州遵义,搬迁前,一家人的钥匙;搬迁后,小女孩用蝴蝶结装饰自己的新房钥匙。(图源:视觉中国)

大家要理解一点,保障房并不是政府的义务,因为有人太穷了所以政府做慈善。并不是这样的,只有提供了保障房才有纳税人,政府才有税收。政府只不过是用税收来给纳税人提供保障。

为什么美国可以不建保障房?因为美国政府的税收不靠保障房背后的这一套逻辑,它是只要你有房产,我就收财产税。但我们国家不是这样的,主要税源就靠企业,所以就必须有保障房,这样才能给企业和企业工人以支持,因为他们是政府的税源。这是由我国的税收制度造成的。

所以,我们在更大的背景下思考,才能理解城中村的真实作用。它当然有自身的问题,但也要看到其背后的经济价值和在我们国家经济循环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城市化的第一个阶段——以卖地为主——已经完成、第二个阶段以税收为主的情况下,城中村的贡献可能大过商品房的贡献。这两个阶段都能顺利完成,城市才会活下去。

如今中央政府提出要发展实体经济、提升制造业,那么城市首先必须解决低成本住宅的问题。不是说只有三四线城市才需要解决,越是一二线城市越要解决,因为前者商品房和保障房的房价其实差不多,所以越是大城市,越要把保障房放到特别重要的地位。今年7月底的中央会议要求几个特大城市进行城中村改造,意义就在此。

每个城市不是表面说说为民办实事,因为人是经济循环、经济利益的一部分。城市改造或城市更新,能成功的是少数,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第一步卖地的时候能成功,现在也差不多能成,其实真正能活下来的城市是少数。这时候千万不能犯错误,你犯的错误就是别的城市的机会。你把城中村都拆了,工厂也会搬走;反过来,如果你在城市改造中没犯错误,甚至解决了城市的好多问题,特别是就业和住房,就会吸引大量的工厂和年轻人。

为什么前一个阶段是大规模拆除式的城市更新,因为政府有GDP压力,拆除过程是算GDP的。招商建一个工厂的时间太漫长,十年后也不一定能变成华为,但拆一个村,GDP立刻就上去了,这个城市可能就挤进全国前几位了。

但问题是寅吃卯粮,很多城市背着成百上千亿的欠债,就是拆迁以后土地卖不出去了,这样的例子我见得太多了。

最近,中央已经明确指出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发生了重大改变,其实在这之前已经警示城中村改造了,大意是无论是城中村改造还是城市更新,要留、改、拆,先留着,不行再改一改,最后才拆,但很多地方还是拆、改、留,先拆,拆不动了再改,最后实在不行就留下来。

凡是当时没有按照中央建议做的,现在几乎都是一地鸡毛——拆完以后傻眼了,地空在那里,盖还是不盖,盖了以后卖给谁?所以,我觉得地方政府一要有大局观、长远观。城市以后还要发展,现在欠了一屁股债,会把城市的未来给毁了。尤其在这个关键时刻,领导城中村改造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机遇,大家不要把一个好好的国家战略变成一个城市的债务陷阱,一定要提高警惕。

观察者网:您在《大崛起》一书中也谈到了乡村振兴,历史上我们经历过几次大的改革,像土改、“一大二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那么城镇化或者说城镇改造是否也可以算一次重大的乡村改革?

赵燕菁:乡村振兴这个题目很大,我们做研究也不是什么都懂。我长期在城市工作,肯定不像一直深耕农村的研究者理解得那么深入。

但在中国,城市和城中村、城市和乡村是互动的关系,并不是乡村自己振兴、城市给点补助那么简单的事。

真正要乡村振兴,靠传统农业根本不可能,试想如果传统农业能赚钱,那过去为什么有那么多农民工进城?

怎样才能让乡村振兴?我个人的观点是必须城市发展得好,和农村连接起来。任何一个产业发展起来以后,产业链上的所有环节才能共享产业链的增长,而不是只在某个环节上增长。

比如农业、种地怎么赚钱,我们不是简单说农业不赚钱,就像餐馆的食物也在食品产业链中,关键问题是能否通过某种方式将产业链传递到农村去。假设一条产业链从顶端到农村一直是贯通的,农村自然能参与城市分工,就可以获得更多收入,所以我觉得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一,在于农村的产业能否和城市的产业对接起来,而不是单独给它一个定价。

比如现在农村搞民宿,实际上就是和城市消费对接上,城里人给了它很高的估值。农村人谁会去住邻居的房子,对吧?这里的山水对他来讲都是一样,但对城里人来说不一样,城里人愿意支付高价值,这就是农村参与城市分工。再比如独库公路,你说它有多大价值?但当城市里面的富裕群体都愿意去的时候,它的价值就和当地的交通公路完全不一样。还比如,种葡萄不赚钱,但要是像普罗旺斯,因为旅游、酒庄能赚钱,那么种葡萄也就跟着赚钱了。所以关键是农村的分工能不能接入高价值的产业链。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文田片区的小户型保障性住房楼群(图源:视觉中国)

我们不能孤立地谈论乡村振兴,尤其是不能靠转移支付去实现乡村振兴。完全靠补贴的乡村是没法振兴的,可以让它不死,靠输血维持一口气,但想振兴是不可能的。

虽然我不懂农村,但我觉得城市的发展要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条件。如果政策方向不对,那城市就像吸血鬼能把农村吸干,最后农民全部进城、耕地全都荒弃,农村也就完蛋了。但反之,如果能把城市的一些功能分裂出去、产业链延伸到农村去,农村就能活起来了。

有人说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话也没错。城市人口提高就是农村人口减少。但大家一定要知道,城市人口的提高,并不意味着人们永远在一个城市里面待着,他们会在不同的时候分布在很多不同的空间。一个人住在北京,但有时候会去郊区,有时候去新疆西藏,我们看待人口不能静态地去看一个绝对的数值,虽然乡村人口在减少,但可以通过流动人次的增加来使它变得有活力。

比如三亚本地人口不多,但去玩的人很多,每一个人到了那边住上一星期,加起来可能有好几百万人满街走,同时期有进有出,也就意味着长期维持着几百万人,这也是一个大城市的体量了。

其实,乡村也是如此,不一定要把原来村里所有人都留住,而是大家你来我往,保持着一种进出的流动状态,就可以保持活力。乡村是有生存机会的。

观察者网:浙江省在2020年就出台了允许租房落户的政策,提出农民工过来租房的话可以享受租售同权,但到2022年3月底,全省租房落户的只有917人,可见政策和实际落地之间还是存在很大落差,怎么看这种现象?

赵燕菁:这个政策就是租购同权,你在当地租房也能享受跟当地人一样的权利。目前关于同权,本地人和外地人最大的差别就是教育、医疗。医疗相对还好一些,北京的、上海的医院也是全国的人都可以来看,但教育的确是个大问题,而且短期内要实现同权恐怕是比较难的。其实这就是公共服务的落差,人们最关心的主要是教育,长期来看需要制度设计上的安排。

我们国家的一个特点是,大部分公共服务都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而不是中央政府提供的,像教育、医疗这些都是。我们国家不是收直接税,而是间接通过企业纳税,所以分不清楚你是否交税,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要保留户籍的原因。

美国不需要户籍,不是什么民主自由,而是因为美国人在这个城市纳税就有权利在这里上学;如果搬到另一个城市纳税,你就能在那里就学,这是纳税人的权利。

全国各个城市的税收情况不一样,公共服务水平也不一样,在此情况下如果公共服务相对好的城市敞开接纳流动人口,大家全都涌过去了,哪个城市能扛得住?于是,就不得不做区分,谁能享受谁不能享受,那么用什么办法来区分呢,就是户口。如果你不能解决户口问题,也就不能同权。

假如全国各地的教育都由中央政府提供,地方政府就无所谓了。你觉得缺学校就建,反正钱是中央出,但现在是钱由地方政府出,然后一群享受公共服务的人来了,而税收又缴纳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怎么养得起?它就不平衡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不出好的办法,就别出馊主意。同地同权、人口自由流动等等说起来好听,但制度上眼下还解决不了。

举个极端点的例子,日本的教育是由中央政府支付的,公立学校没有太大的好差之分,老师也都差不多,所有学校、包括重点学校的老师常常轮换、随机分布。但日本全国才多大地方,我们国家如果这么轮换怎么可能?再者,如果说同权,那么有些偏远地区老师的工资和北上广一样,财政就完蛋了。

所以,不管哪种方式都有其优势和劣势。当然有人会说,中国也可以改直接税,但其实直接税也没那么简单,代价也是很大的,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 赵燕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首页
评论
分享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