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居民消费需求中质量诉求日益凸显，高质量供给在引领和创造需求方面的作用愈加显著。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新产业、新业态与新模式，对消费场景、消费品质和消费体验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财税政策在推动产业发展、培育市场主体和促进创新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也暴露出产能补贴引发内卷化竞争、资源配置扭曲等问题。结合近年来中国消费需求与产业发展的案例，从高质量供给的内涵拓展、政策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当前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财税政策协同的思路等方面展开论述，提出通过强化财政与税收政策的分工协同，扩大研发支持覆盖面，优化资源配置，并辅以消费端补贴引导，推动形成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需求为导向的良性循环。
现状与问题
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中消协发布的报告显示，2024年上半年消费者投诉中，直接涉及产品和服务质量的问题占比约20%，若将售后服务、食品药品安全等质量相关因素考虑在内，比例超过50%。这表明，在居民消费升级的趋势下，质量已成为消费者最为关切的核心要素。
在此背景下，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推进对消费需求产生了深远影响。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新能源汽车销量在过去10年间实现了从十几万辆到超过1000万辆的跨越式增长，显示出高质量供给在引领消费需求方面的巨大潜力。与之相对应的，不仅是产业供给能力的提升，更是居民消费结构与偏好的根本性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高质量供给的内涵正在不断拓展。在传统制造业领域，通过产品创新同样能够有效引领消费需求。今年两会期间，社会上广泛传播的一则案例显示，消费者希望设计一种能够分区洗涤的洗衣机，用以分别清洗外衣、袜子和内衣。企业高度重视这一需求，迅速组织研发并推出新产品。虽然这种创新并不涉及颠覆性的发明专利，但通过精准贴近消费者需求，企业成功实现了高附加值的供给创新。这说明，高质量供给不仅限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包括通过贴近需求的细分创新来引领消费。
服务业领域同样呈现出类似现象。今年苏超足球联赛的火爆，成为以服务业供给引领消费需求的典型案例。该联赛虽然投资规模有限，但却带动了巨大的消费效应。有数据显示，苏超前六轮比赛的营收总额超过300亿元，第十一轮南京与徐州的关键比赛更是带动了约10亿元的消费。这一事实表明，高质量供给不仅体现在新兴产业和制造业，也可以在教育、文化、体育等服务业领域显著激发最终消费需求。
可见，高质量供给正通过多样化的形式持续拓展，从新兴产业到传统制造业，再到服务业，均展现出引领和创造消费需求的强大能力。
产业案例与启示
回顾过去10余年的发展，财税政策在推动中国供给体系转型和市场主体成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财税政策通过补贴和税收优惠有效培育了市场环境。例如，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的引入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模式和产业链配套升级，也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形成了示范效应，推动了整体产业的快速发展。
然而，早期的政策设计并非没有问题。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培育初期，财政部门实施的产能补贴政策引发了严重的副作用。由于补贴标准与产量直接挂钩，大量市场主体在短时间内集中进入该领域，出现了骗补与虚报产量的现象。财政部通报的典型案例显示，有5家企业骗取补贴，金额高达10亿元，网络上流传的名单覆盖范围亦较广。这表明，如果政策过度依赖直接补贴，可能导致市场资源错配与制度套利。
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机器人等新兴领域迅速兴起的背景下，如何设计更加科学的财税政策以避免重蹈新能源汽车产业早期的覆辙，成为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如果政策引导不足，企业往往会陷入同质化竞争、价格战和恶性循环，形成“内卷化”局面。这不仅不利于产业长期发展，还可能导致新兴产业过早进入成熟与衰退阶段。新能源汽车产业从2020年快速起步，仅5年时间即陷入价格战，便是典型的警示案例。
从产业案例中可以得到启示：财税政策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时，必须兼顾短期激励与长期可持续性，避免因设计不当而加剧市场扭曲和内卷竞争。
政策挑战
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着供给结构优化与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的双重挑战。首先，内卷化竞争已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普遍问题。各行业普遍存在供给过剩、价格下行和利润压缩的现象，创新驱动力不足导致企业只能通过同质化手段竞争。国家领导人在两会期间明确提出，要破除内卷式竞争，规范招商引资行为，避免政策扎堆与资源错配。
当前政策层面存在的误区主要包括：其一，产业领域过度集中，导致大量资源短期内涌入少数热门行业；其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明显的跟风行为，盲目进入同一赛道；其三，政策偏向优势企业，形成“锦上添花”的格局，加剧了行业的马太效应。这些问题不仅限制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空间，也使新兴产业在尚未积累足够竞争力时便陷入过度竞争。
另一个突出挑战是研发能力的分布严重不均。据统计，全国约有60万家企业能够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反映出这些企业具备一定的研发能力和成功经验。然而，全国市场主体总数高达6000万，这意味着仅约1%的企业进入了研发驱动的发展轨道。剩余企业缺乏研发能力和创新动力，容易陷入低水平同质化竞争。这一巨大差距表明，当前财税政策尚未充分覆盖中小企业群体，在提升整体创新能力方面存在显著不足。
财税政策协同思路
针对上述问题，未来财税政策需要在设计与实施中更加强调协同与精准。
第一，财政投资和政府基金投资应实现分级分类的功能定位。中央财政应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环节，推动国家层面的科技突破。地方财政则应结合区域产业优势和市场主体基础，聚焦支柱产业和特色领域，避免盲目跟风。例如，杭州“六小龙”的实践表明，地方政府若能在早期精准进入本地优势赛道，并通过政府基金“投早投小”，能够有效支持区域性科技企业成长。这一经验值得借鉴，但同时提醒我们，并非所有地方政府都应进入同一赛道，而应立足区域比较优势。
第二，应避免覆盖面狭窄的特殊减免政策。若税收优惠仅针对少数头部企业，将造成“赢者通吃”的局面，不利于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与其集中资源扶持少数垄断性企业，不如通过普惠性政策激励更多中小企业提升研发能力，从而扩大整体创新基础。
第三，应构建财政与税收政策的协同机制。财政政策应在事前环节优选企业，税收政策应提供长期激励，并通过国家基金与地方基金的联动，在产业链关键环节与企业形成合力。这不仅能够支持创新型企业的成长，也能帮助传统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第四，应重视消费端的引导作用。实践表明，消费券政策能够有效带动需求。以某地为例，政府投入5亿元消费券，消费者积极参与，平均中签率不足20%，最终带动的零售额超过投入的五倍，促进了服装、珠宝、家电等多个领域的消费增长。由此可见，面向终端消费者的补贴政策能够通过需求牵引带动供给升级，与供给侧政策形成良性互动。
高质量供给已成为引领和创造需求的核心动力，其作用超越了新兴产业，涵盖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并在不同领域展现出巨大的消费拉动效应。财税政策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推动了产业成长和市场主体培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产能补贴与资源错配的问题。未来，必须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新能源汽车产业早期发展的覆辙。面向未来，财税政策应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分工协同，扩大研发支持覆盖面，帮助企业逐步进入研发驱动的发展轨道。同时，应避免过度依赖特殊减免政策，而是通过普惠性政策提升整体创新能力。在消费端，应进一步完善消费券和以旧换新等政策工具，引导居民消费，形成供需良性循环。最终目标是通过财税政策的科学设计与协同实施，推动高质量供给持续引领和创造需求，使创新驱动与消费升级形成相互促进的机制，从而支撑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院长、教授，本文为作者在第九届财经发展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需求为导向的财税政策协同
汪冲 《人民周刊》（2025年11月21日 第 05版）
在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居民消费需求中质量诉求日益凸显，高质量供给在引领和创造需求方面的作用愈加显著。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新产业、新业态与新模式，对消费场景、消费品质和消费体验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财税政策在推动产业发展、培育市场主体和促进创新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也暴露出产能补贴引发内卷化竞争、资源配置扭曲等问题。结合近年来中国消费需求与产业发展的案例，从高质量供给的内涵拓展、政策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当前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财税政策协同的思路等方面展开论述，提出通过强化财政与税收政策的分工协同，扩大研发支持覆盖面，优化资源配置，并辅以消费端补贴引导，推动形成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需求为导向的良性循环。
现状与问题
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中消协发布的报告显示，2024年上半年消费者投诉中，直接涉及产品和服务质量的问题占比约20%，若将售后服务、食品药品安全等质量相关因素考虑在内，比例超过50%。这表明，在居民消费升级的趋势下，质量已成为消费者最为关切的核心要素。
在此背景下，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推进对消费需求产生了深远影响。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新能源汽车销量在过去10年间实现了从十几万辆到超过1000万辆的跨越式增长，显示出高质量供给在引领消费需求方面的巨大潜力。与之相对应的，不仅是产业供给能力的提升，更是居民消费结构与偏好的根本性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高质量供给的内涵正在不断拓展。在传统制造业领域，通过产品创新同样能够有效引领消费需求。今年两会期间，社会上广泛传播的一则案例显示，消费者希望设计一种能够分区洗涤的洗衣机，用以分别清洗外衣、袜子和内衣。企业高度重视这一需求，迅速组织研发并推出新产品。虽然这种创新并不涉及颠覆性的发明专利，但通过精准贴近消费者需求，企业成功实现了高附加值的供给创新。这说明，高质量供给不仅限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包括通过贴近需求的细分创新来引领消费。
服务业领域同样呈现出类似现象。今年苏超足球联赛的火爆，成为以服务业供给引领消费需求的典型案例。该联赛虽然投资规模有限，但却带动了巨大的消费效应。有数据显示，苏超前六轮比赛的营收总额超过300亿元，第十一轮南京与徐州的关键比赛更是带动了约10亿元的消费。这一事实表明，高质量供给不仅体现在新兴产业和制造业，也可以在教育、文化、体育等服务业领域显著激发最终消费需求。
可见，高质量供给正通过多样化的形式持续拓展，从新兴产业到传统制造业，再到服务业，均展现出引领和创造消费需求的强大能力。
产业案例与启示
回顾过去10余年的发展，财税政策在推动中国供给体系转型和市场主体成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财税政策通过补贴和税收优惠有效培育了市场环境。例如，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的引入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模式和产业链配套升级，也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形成了示范效应，推动了整体产业的快速发展。
然而，早期的政策设计并非没有问题。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培育初期，财政部门实施的产能补贴政策引发了严重的副作用。由于补贴标准与产量直接挂钩，大量市场主体在短时间内集中进入该领域，出现了骗补与虚报产量的现象。财政部通报的典型案例显示，有5家企业骗取补贴，金额高达10亿元，网络上流传的名单覆盖范围亦较广。这表明，如果政策过度依赖直接补贴，可能导致市场资源错配与制度套利。
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机器人等新兴领域迅速兴起的背景下，如何设计更加科学的财税政策以避免重蹈新能源汽车产业早期的覆辙，成为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如果政策引导不足，企业往往会陷入同质化竞争、价格战和恶性循环，形成“内卷化”局面。这不仅不利于产业长期发展，还可能导致新兴产业过早进入成熟与衰退阶段。新能源汽车产业从2020年快速起步，仅5年时间即陷入价格战，便是典型的警示案例。
从产业案例中可以得到启示：财税政策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时，必须兼顾短期激励与长期可持续性，避免因设计不当而加剧市场扭曲和内卷竞争。
政策挑战
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着供给结构优化与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的双重挑战。首先，内卷化竞争已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普遍问题。各行业普遍存在供给过剩、价格下行和利润压缩的现象，创新驱动力不足导致企业只能通过同质化手段竞争。国家领导人在两会期间明确提出，要破除内卷式竞争，规范招商引资行为，避免政策扎堆与资源错配。
当前政策层面存在的误区主要包括：其一，产业领域过度集中，导致大量资源短期内涌入少数热门行业；其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明显的跟风行为，盲目进入同一赛道；其三，政策偏向优势企业，形成“锦上添花”的格局，加剧了行业的马太效应。这些问题不仅限制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空间，也使新兴产业在尚未积累足够竞争力时便陷入过度竞争。
另一个突出挑战是研发能力的分布严重不均。据统计，全国约有60万家企业能够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反映出这些企业具备一定的研发能力和成功经验。然而，全国市场主体总数高达6000万，这意味着仅约1%的企业进入了研发驱动的发展轨道。剩余企业缺乏研发能力和创新动力，容易陷入低水平同质化竞争。这一巨大差距表明，当前财税政策尚未充分覆盖中小企业群体，在提升整体创新能力方面存在显著不足。
财税政策协同思路
针对上述问题，未来财税政策需要在设计与实施中更加强调协同与精准。
第一，财政投资和政府基金投资应实现分级分类的功能定位。中央财政应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环节，推动国家层面的科技突破。地方财政则应结合区域产业优势和市场主体基础，聚焦支柱产业和特色领域，避免盲目跟风。例如，杭州“六小龙”的实践表明，地方政府若能在早期精准进入本地优势赛道，并通过政府基金“投早投小”，能够有效支持区域性科技企业成长。这一经验值得借鉴，但同时提醒我们，并非所有地方政府都应进入同一赛道，而应立足区域比较优势。
第二，应避免覆盖面狭窄的特殊减免政策。若税收优惠仅针对少数头部企业，将造成“赢者通吃”的局面，不利于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与其集中资源扶持少数垄断性企业，不如通过普惠性政策激励更多中小企业提升研发能力，从而扩大整体创新基础。
第三，应构建财政与税收政策的协同机制。财政政策应在事前环节优选企业，税收政策应提供长期激励，并通过国家基金与地方基金的联动，在产业链关键环节与企业形成合力。这不仅能够支持创新型企业的成长，也能帮助传统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第四，应重视消费端的引导作用。实践表明，消费券政策能够有效带动需求。以某地为例，政府投入5亿元消费券，消费者积极参与，平均中签率不足20%，最终带动的零售额超过投入的五倍，促进了服装、珠宝、家电等多个领域的消费增长。由此可见，面向终端消费者的补贴政策能够通过需求牵引带动供给升级，与供给侧政策形成良性互动。
高质量供给已成为引领和创造需求的核心动力，其作用超越了新兴产业，涵盖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并在不同领域展现出巨大的消费拉动效应。财税政策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推动了产业成长和市场主体培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产能补贴与资源错配的问题。未来，必须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新能源汽车产业早期发展的覆辙。面向未来，财税政策应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分工协同，扩大研发支持覆盖面，帮助企业逐步进入研发驱动的发展轨道。同时，应避免过度依赖特殊减免政策，而是通过普惠性政策提升整体创新能力。在消费端，应进一步完善消费券和以旧换新等政策工具，引导居民消费，形成供需良性循环。最终目标是通过财税政策的科学设计与协同实施，推动高质量供给持续引领和创造需求，使创新驱动与消费升级形成相互促进的机制，从而支撑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