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政策如何提升ESG表现,助推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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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10-15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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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内容发表于《新财富》2023年第1期

摘要:从五个维度发力,可以更好发挥ESG在财税政策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中的媒介传导作用:强制重点减排企业实施ESG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成立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评级机构,对各方披露的ESG信息真实性进行鉴定;针对不同ESG得分的企业,采取差异化、精细化的财税政策;加强对财税政策效果的评价;强化对财税政策支持对象的监督。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

高亚莉(北京国家会计学院硕士生导师、财政部预算评审中心专家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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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ESG表现,需要超乎市场力量的传导机制

污染物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危及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根据《巴黎协定》,已更新了自主贡献目标,承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双碳目标”倒逼企业重视ESG(Environment、Social、Governance,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表现和信息披露。

ESG信息作为非财务信息,反映企业在保护环境、践行社会责任、优化治理方面的行为对相关利益群体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与传统的财务信息相比,ESG不仅关注企业股东的利益最大化,更关注其利益相关方的价值最大化,即企业行为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基于企业披露的ESG信息,投资者可以做出投资决策,金融机构可以决定是否给予企业绿色金融等方面的支持,政府可以决定是否给予企业相关财税政策支持。

一般而言,ESG信息披露评价得分越高,企业的社会价值越高,越有利于其提升市场价值。但是,这种对应性关系也要求有超乎市场力量的传导机制,政府可以运用财税政策,引导资源有效配置,撬动社会资本流向低碳排放、低污染的企业。在这一绿色发展路径中,ESG的表现既可以作为财税政策的操作依据,财税政策的实施也可以提升企业的ESG表现,从而形成正反馈。

“双碳”目标下,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能源转型。该转型路径中,低碳技术创新最为关键,而技术创新具有高投入、高风险、不确定性的特点,存在市场失灵的可能性,财税政策则是矫正市场失灵、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

例如,新能源汽车研发需要巨额的资金,通过政府投资、政府补贴、贴息贷款、研发费用的税前加计扣除等财税政策,可以引导社会资本积极投入其中。

政府补贴可以增加企业的收入流,税收减免优惠可以增加企业的盈利空间,满足企业作为商品生产经营者的逐利性,驱使和带动更多非政府资金流入财税政策支持的领域。所以,合理的财税政策能够优化公司绿色低碳行为,提高决策效率,也能向社会释放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导向,从而对适应这种调节导向的企业起到增信作用,舒缓其融资约束,拓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又如,政府对企业投资节能节水项目所得,实行“三免三减半”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企业购置并使用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投资额的10%抵减当年应纳所得税额,不足抵免部分,在以后5个年度结转抵免。这类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可以增加企业的盈利空间,促使企业投资相关项目。

整体而言,财税政策作为外生资源,对绿色技术创新发挥作用的机制,是让企业把外生性财税政策内生化,即基于利益引导,促进企业顺应政策方向,积极整合内外部资源,将企业发展目标与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形成统筹中的利益一致化机制,激励企业提高ESG表现的自觉性,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财税政策能正向激励企业优化ESG表现

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可以优化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生产经营行为。ESG是企业投资行为结果的具体反映,基于ESG表现,实施政府补贴、税收减免优惠政策,能够正向刺激企业后续的ESG行为。

一是环保方面,政府增加对环境保护类项目的补贴及税收优惠政策,可以相应增加企业的收入流和盈利空间,激励企业投资环保产业。

同理,政府对低碳行业提供补贴、税收减免,比如,财税政策对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同时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当期应税收入。企业生产的产品如符合《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技术标准,如该目录规定企业处理的再生水的原料100%来源于工矿废水和城镇污水污泥,可享有减按90%计入当期应税收入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这些都将引导和激励企业的绿色低碳环保发展。

二是社会责任方面,财政制度安排在第二次分配,即再分配领域里的税制设计,可以对接一些特定的税收政策而延伸到第三次分配领域,引导和鼓励企业更积极地从事公益慈善的志愿行为,比如,企业与企业员工的公益捐赠、救灾捐款等,可以获得所得税方面的优惠抵减,助益社会共同富裕。

另外,前面提及的ESG相关补贴和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使金融机构更愿意向企业提供绿色金融业务,这样既会使企业生产经营满足“双碳目标”的政策要求,向消费者提供安全的商品,同时,企业又因获得政府补助、税收减免及金融机构的扶持,履行环保的社会责任感倍增,能更为积极地回应政府及回馈社会,形成良性循环。

三是公司治理方面,基于ESG表现,通过政府补贴、税收减免优惠,给予企业管理层更多可支配的资金资源,激励其更好履行委托代理关系,提高决策效率,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以低成本完成能源转型和产业升级,有助于实现所有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

五大维度提升财税政策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媒介作用

财税政策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低碳发展和能源转型的路径,客观上十分需要借助ESG的实际表现作为操作依据和传导机制。

但现实中,企业出于追逐利润的动机,对ESG信息进行虚假披露,过分夸大自身在环境、社会责任方面表现的“漂绿”现象屡见不鲜。例如,声称油漆产品不含甲醛,实则甲醛超标。ESG“漂绿”企业隐瞒环境劣迹,会造成负外部效应扩大,其履责与实际减排路径背道而驰。这种“漂绿”类似于财务报表造假,不仅会诱导投资者做出有利于企业的决策,也会误导消费者购买,侵害其利益,造成环境污染与大众健康损害。

ESG表现对财税政策转化为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中介传导作用的前提,是ESG披露信息的真实性。目前,我国ESG信息披露限于上市公司中的环保类企业,而且披露缺乏统一的标准,其使ESG评价得分的“含金量”可能大打折扣。鉴于此,运用ESG信息披露制度,向财税部门和社会公众公示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社会责任及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情况,接受监督检验,提高企业履约的透明度,才能更好地发挥财税政策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功能。

为了更好发挥ESG评分机制在财税政策推动可持续发展上的传导作用,可以从如下五个方面发力。

一是成立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评级机构,对企业披露的ESG信息和数据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以便于投资者、财税管理部门根据客观真实的ESG数据做出投资决策和政策支持决定。

二是强制实施重点减排企业的ESG信息披露,提高这类企业履行环保及社会责任的透明度,并促使其接受社会监督,使ESG披露的相关信息与实际相符。

三是针对不同ESG得分的企业,采取差异化、精细化的财税政策,更好发挥财税支持可持续发展的转化效应。即以更为细致化的可执行方案,加大对ESG表现好的企业的财税政策支持力度,更好形成示范效应,促使更多的企业切实履行好环保和社会责任,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

四是加强对财税政策效果的评价,及时发现问题,纠正政策设计与执行中的偏差,提升政策功能作用。

五是强化对财税政策支持对象的监督,促使企业按照政策支持的技术标准履行好环保和社会责任,不断优化治理结构,实现利益相关方的价值最大化,从而提升其社会价值。

未来,只有强制ESG信息披露,并对披露的ESG表现真实程度形成有效的监督,投资者才能利用ESG信息形成投资决策。同时,优秀的ESG表现,将使企业获得更多的财税政策支持,进而推动经济、环保、社会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黄世忠《ESG 理念与公司报告重构》,财会月刊,2021(7);白雄《ESG表现、机构投资者偏好与企业价值》,统计与信息论坛,2022(10);侯云琳《ESG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国际商务财会,2022(16)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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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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